用B超为成人检查甲状腺，在北京地区70%以上机会可查出有一个或几个良性囊肿。大部分医生认为可以听其自然，保持每年体检，继续观察；如有恶化趋向，及时手术，这是医道常规。但有一些医院，每发现一个囊肿就建议患者“最好开刀切除，以免后患”。患者感谢医生的关心，个个听从医嘱。有一位医生竟然创出一连开13个甲状腺手术的纪录，医院和医生收入增加，达到“双赢”。实际上是过度医疗，损害了患者利益和国家财政资源。

　　一位年轻医生毕业后被分配到一家三甲医院。接诊了一个肝癌晚期的老人。癌细胞已经全身转移，没有治疗价值了。从老人的穿着来看，家境并不太好。出于好心，医生把老人的女儿叫到办公室，建议她放弃化疗放疗，采取保守疗法、症状疗法。老人的女儿放声大哭，伤心地把老人带走了。一个星期之后，病人把自己的房产卖了30万元再次求治，这次老人被另一位医生收住院了。老人在病房里述说前一位医生缺乏“医德”，没有本事治他的病，让他回家等死。再听听月底科务会上科主任的总结发言：“不需要我多解释了吧？你们用便宜疗法给病人治病，那是你们的自由，不过，你不能把自己当成菩萨下凡，让大家陪你喝西北风。”年轻医生感到这样的病人手术和保守治疗两头不讨好，深感纠结。有一个相反的例子，70多岁年老体弱的癌症病人前来就医，医生明知在这种情况下化疗、放疗的副作用是致命的，还是建议化、放疗。老人勉强挺过4个月疗程，免疫力急剧下降，肺癌也随之扩散，出现了脑转移。又给老人做了伽马刀手术……如此折腾了一年多，花费几十万元，老人终于在痛苦中死去。两个病例，处理方法截然不同。

　　听听另一个例子：有一位老人，跌了一跤，感到腿疼，到医院就医。骨科医生仔细检查，确认骨骼完好无损。开了一点止痛药，劝其放心回家休养。患者不满，坚决要求“照片子”，甚至告到院长办公室。这家医院是全国着名医学院的附属医院，院长了解了病情：患者只是肌肉拉伤，没伤到骨头。这位院长感到既无奈，又欣慰。无奈的是，医生要是顺着患者的要求，拍个片子，医院能增加收入，患者也没意见，按说“两全其美，何乐不为”？感到欣慰的是医师宁可“得罪”患者，也不挣昧良心的钱。结论是：“医院挣钱要体面有度”。

　　还有一个例子：一位朋友50多岁，业余打球，运动过猛，拉断了右脚的跟腱，顿时不能走路。这时人人都会想到：应该赶紧做手术，把跟腱接起来。但医生说，最近医学刊物上有一篇重要综述文章表明，做手术接上跟腱，与不做手术单纯加以固定，3个月后跟腱都会长好，效果没有差别，问患者“你愿意用哪种办法”？患者选了后者，3个月后果然完全长好，恢复功能。另一位朋友同样情况，选了手术治疗，效果完全相同。如果是自费，经济负担就会大不相同。

　　从以上几个个例似乎表明，在利益驱动下，过度医疗是当今医务界一个常见的陋习。人们对中秋节月饼过度包装感到不齿，对医院的过度医疗只有“无奈”。其实，用最新的医学成就为患者提供“简、便、廉、验”的服务是每位医师的神圣职责。要做到这一点，教育重要，但制度更重要。

　　以甲状腺手术为例。手术不大，但一上全身麻醉，麻醉药费用都在2000元以上。最新的研究表明，用颈神经节阻滞，加上针刺麻醉（只要在穴位皮肤上贴上4个像记录心电图所用的电极片即可进行），麻醉费用应该不超过200元，即可达到同样效果。如有特殊情况另当别论。如果将后一麻醉方法作为制订甲状腺手术单项收费的标准，可能就不会吸引一位医师一天做13个甲状腺手术的兴趣。

　　患者的非理性要求与医院追求高GDP指标的愿望相结合，是造成过度医疗的原动力。进行科普宣传和“医院挣钱要体面有度”的教育，及时引进最先进的技术，加上合理的单项收费标准，可能是解决过度医疗的诸多方案之一。

　　（作者系中国科学院院士、北京大学神经科学研究所名誉所长）